此之后，用于规范监听的主要就是成文法，而非判例法；然而，对于执法机关使用GPS追踪科技的问题，迄今为止，国会和大多数州都尚未颁布相关法律。阿利托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判例法能够做的便是依据第四修正案的既有原则和理念，追问个案之中使用GPS追踪设备的情况对隐私权的侵犯是否达到了一个理智的人无法预见的程度。据此，在公共街道上对某人的行踪进行相对短期的监视，根据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此时尚未对隐私权的合理期待构成侵犯；但在大多数案件的侦查中，如果长期使用GPS监控，则构成侵犯。因为在大多数案件中，社会公众认为执法者不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秘密监控并能连续地确定某人的车辆所经过的每一处地方。

索托梅耶大法官在其协同意见中对阿利托等人的协同意见表示赞同之处集中体现于“在大多数案件的侦查中，如果长期使用GPS监控，则侵犯了隐私权的合理期待”，对此，她进一步阐释说，GPS监控设备对一个人的行踪进行了精确而详备的记录，能够反映其大量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关乎她的家庭、政见、职业、宗教甚至性等各方面社会生活；政府可以将这些记录储存，并在此后高效地开发其中的信息。索托梅耶强调，鉴于一个人在公共场所的行踪的汇总关涉隐私权的合理期待，在对案件作出判断时，她会将GPS监控信息的这一特性纳入考量。这一评论集中体现了“镶嵌论”的论证逻辑。

（四）镶嵌论的导入及其影响

1．镶嵌论的基本内涵

在本质上，“镶嵌论”是一项有关信息协同效应的理论。作为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它并非法学领域的专有理论，而是在经济学、生物学等领域均有涉及。从内涵界定的角度观之，“镶嵌论”所描述的是有关信息收集的一项基本规则：某些彼此不同的信息，尽管各自对其拥有者而言只有有限的用处或毫无用处，但若与其它信息相结合，便具有了更多的重要性。将这些信息结合起来，有助于阐明其间的内在关联，并能够在我们分析问题时产生协同效应，最终得到信息拼版的价值要高于其组成部分各自价值的总和。[21]诉讼领域具备导入镶嵌论来分析问题的基本前提：一方面，间接证据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使得信息协同效应客观存在，一方当事人能够利用这种效应造成对另一方不利的后果；另一方面，信息科技时代的到来更使信息协同效应在剖析案件事实问题时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美国，将镶嵌论导入法律应用的早期司法实践主要体现于两类判例：一类涉及内幕交易，另一类涉及国家安全。在内幕交易案件中，镶嵌论被用于论证遭指控的交易是基于公开可获得信息而得到的结果，不能归结为依靠内部消息交易。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多年来，政府机关援引镶嵌论来为其把某些文件归类为高级机密以及拒绝提供或开示某些文件的做法辩护。里根总统执政时期，镶嵌论曾盛极一时，随其下野，此论也逐渐退出公众视野。然而在9·11事件发生后，镶嵌论再度复兴。在这一类案件中，CIA v.Sims一案判决中所说的“对于不知情者来说不足挂齿的琐事，在统观全局者的眼中可能非常重要”作为其重要表述而为业内人士所引用。这一语境下，镶嵌论主要服务于政府利益